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与精神符号，是国家的文化血脉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当前，科技因素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提升非遗保护传承水平，要把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力量，积极拥抱数字时代，以科技赋能破解非遗保护中的记录难、传承难、发展难等问题。
构建非遗数字化档案与监测预警体系。夯实非遗保护的基础，关键在于借助科技手段来提升记录保存、风险识别以及动态管理等能力，从而推动非遗保护工作从原本较为零散、主要依赖经验的方式，逐步转向系统化、更加精准并且具备前瞻性的保护模式。一是实施全方位数字化记录工程。对于濒危、年老体弱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技艺及其活态流变、易损毁失传的非遗项目，借助高清数字摄影、三维激光扫描、全景VR、动作捕捉、空间音频等技术手段，实施覆盖全面、精度较高、维度丰富的信息采集工作。在记录静态的成品、工具的同时，也要动态记录工艺流程、核心技艺细节、传承人的实践与口述史等。构建图文声像模板、三维模型等具备“数字孪生”特性的档案库，实现非遗信息的永久留存与高度保真保存。二是推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平台的建设。把原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非遗数字化资源，整合为一个采用统一技术标准、支持系统间互联互通、实行分级授权管理的国家非遗大数据中心。凭借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性与全程可追溯性这两个重要特性，为每一件数字形态的非遗资源配备唯一的“数字身份证”。以此记载该项数字资产的权属关系、原始来源以及后续流转过程等相关信息，从而确保数字资产整体处于安全可控状态，做到有据可查、全程可溯。三是构建起一套智能化的监测预警以及风险评估体系。借助各类传感设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续所依赖的重要实物载体，开展持续性的动态监测工作；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方法，对非遗项目的传承状态、生存环境的演变趋势、传播所产生的实际效应等方面，进行长期跟踪式的评价工作，并据此作出对未来整体发展态势的研判；建立红、黄、蓝三色分级预警机制，把原本以被动抢救为主的应对方式，逐步转变为以主动预防以及精准干预为重心的工作模式。
打造沉浸式传播与交互式教育新场景。非遗保护的生命线是传承，传承的根本是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得见、听得懂、愿参与。要用数字化重构传播模式和教育场景，提升非遗传承的可达性、互动性与亲和力。一是开发沉浸式非遗体验产品。运用VR、AR等技术，让人们“穿越”时空，“置身”于生产场所之中，感受剪纸、刺绣的指尖艺术之美，欣赏古韵悠扬的戏曲唱腔，参与传统节日的线上欢庆。打造线上线下的非遗数字博物馆，在突破线下展馆时间空间局限的同时，实现展览永不落幕。二是打造非遗“元宇宙”社区。创建非遗数字空间，吸引年轻人以数字分身的方式进入其中学习技艺（如虚拟烧窑、虚拟纺织）、参与数字文创、开展线上非遗集市和研讨会。代表性传承人可担任“数字导师”，开展远程实时互动教学，形成跨地域传承新社群。三是促进AI辅助教学及创作。研发非遗技法AI教学软件，以动作识别及校正、智能问答、分解演示等方式实现对新手的个性化教学、游戏化引导；尝试运用AI在不违背其主要的文化基因以及美学原则的基础上，帮助完成非遗元素图案设计、音乐作词谱曲、剧本编写等，丰富创意源泉，拓展创作空间。四是加强“非遗进校园”数字应用。推动非遗数字化资源库建设与智慧校园对接，推出一批非遗数字教育资源产品（微课、慕课、交互课件等），嵌入中小学校园美育、劳育、历史与文化课程体系以及高校通识课程之中。通过线上学习与线下课堂有机结合，培养青年群体的文化记忆和情感体验。
推动非遗IP转化与产业数字化升级。非遗既要“留下来”，还要“动起来”“用起来”。科技创新能够助力拓展非遗价值实现路径，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竞争力。一是建设“非遗数字IP”创新源。运用数字设计技术，将经典非遗符号、纹样、色彩、故事解构并重新组合成适合当代审美的、可以应用于多种场景下的数字资产，支持以非遗IP进行动漫、游戏、网络文学、数字艺术品等数字内容产品开发，延伸非遗产业链。二是助力传统工艺产业升级。推动CAD设计软件、3D打印、数控雕刻在刺绣、木雕、陶瓷等传统手工艺领域的应用，辅助进行复杂设计、快速打样和个性化定制，提高生产效率和设计精度。借助互联网电商、直播带货、社交营销等网络平台拓展非遗产品销售通路，精准触达消费者。三是发展“数字+文旅”融合新业态。把数字化的非遗资源与旅游景区、特色村镇、历史街区深度融合。开发基于地理位置服务的AR导览，使游客用手机对准实景就可以获取非遗解说、虚拟展演。打造线上与线下协同配合的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及节庆活动，借助数字营销吸引客流，从而促成“线上体验发挥引流作用、线下实地场景带动消费行为”的良性循环格局。
构建协同高效的科技支撑与保障体系。科技赋能非遗保护传承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既依赖于技术突破和场景应用，也需要制度供给、人才支撑及协同机制保障，应加快形成多方参与、整体推进的机制。一是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平台。以政府部门为龙头，联合文化部门、科技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代表性传承人、金融机构组建非遗科技化保护与传承创新联盟。设立专项的研究课题，围绕非遗数字化标准的制定、关键且适用的技术研发任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等几个核心问题，开展协同攻关。另外，设立非遗科技领域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其中。二是制定并完善与之相关的各类标准以及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动形成覆盖非遗数字化采集、存储、传输、展示等环节的国家层面以及行业层面的标准体系。深入研究并适时出台一批适应数字环境发展需要的法规和政策，涵盖非遗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资产相关权益的分配机制、数据安全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为科技赋能保驾护航。三是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议高校开设“文化遗产数字化”“数字人文”等相关的交叉学科专业或者课程，定期举办针对非遗保护工作者、代表性传承人数字技能的培训，提高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应用能力，并吸纳计算机科学、设计学、传播学等方面的人才从事非遗工作，打造懂文化和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四是构建开放共享的社会参与环境。开展非遗数字创意大赛等形式的活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遗领域科技创新。进一步加强国际层面的交流与互动，积极学习并借鉴全球范围内的先进经验与做法，并利用数字平台向世界展示中国非遗的魅力。
（作者：王昌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教育形态，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提出“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利用数字技术重塑人才培养体系是适应社会需求、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选择。数字赋能通过虚实结合的教学环境、丰富多元的教学资源以及高效互动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突破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与资源瓶颈，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要牢牢把握数字赋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这一时代趋势，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的作用，为国家培养更多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以数字技术赋能高校人才培养是对教育本质与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刻洞察和精准实践。数字技术凭借强大的数据挖掘与分析能力，能够精准把握学生的学习特点、兴趣爱好和发展潜力，使教育更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数字赋能也是教学范式重构的关键变量。数字技术的应用催生出多种新教学模式，比如构建虚拟教学场景和互动平台，在丰富教学手段的同时为教学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实践案例。数字赋能还丰富了教育的评价手段。以考试为主的传统评价方式难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综合能力，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能力表现进行多维度、全过程评价，使教育评价更加科学、准确。数字技术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赋能是全场景、多维度的。要准确把握教育变革痛点，将数字赋能纳入高校发展顶层设计，通过体系化的数据链整合创造智慧教学新范式，以技术唤醒数据价值，以技术推动教育变革，以技术重塑育人生态，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强化数据链整合，构建“招培就”全周期数字画像体系。构建全周期数字画像体系，能够打通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招生、培养、就业3个关键环节的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的有效流通与共享，精准反馈人才培养各环节效果。通过深度分析“招培就”全周期数据，高校可及时调整招生策略、优化培养方案、改进就业服务，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通过结合学生个人情况和职业规划意向，对学生学习过程数据如学习进度、作业完成情况、课堂表现、实践表现等进行分析，有助于为每名学生打造专属的学习路径。推动数字赋能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应鼓励高校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集招生、教学、就业于一体，数据衔接贯通并可实时交互的综合性数字化平台，对“招培就”数据进行存储、分析和挖掘；加强对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数据素养培训，提高其运用数据进行决策和教学的能力。
推动教学范式转型，依托数字技术应用推动课程结构、教学方式、评价体系等多方面变革。要打造跨学科智慧教学教研空间，开发线上优质课程，丰富跨学科教育资源供给，打破时空限制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促进个性化学习，激发教育活力。例如，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汇集来自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2.7万门优质慕课以及6.5万条教材、实验、教研等各类型资源，便利师生使用。加大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应用，拓宽教学场景、丰富互动体验、增强教学感染力，为实践教学提供新途径。例如在医学教育中，利用VR技术模拟手术场景，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反复练习，提高技能；工程类专业利用AR技术将虚拟模型与实际设备相结合，可帮助学生在安全、高效的环境中积累实践经验。建立以数据为支撑的综合素质评价机制，构建学生成长档案，能直观呈现学生能力素养的发展轨迹，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与策略，激励学生发展。
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格局，构建“人工智能+”育人新生态。作为数字技术的典型代表，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格局变革。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应用，构建精准、沉浸、协同的智慧育人新生态，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五育融合，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环境。为此，要积极优化课程体系，将人工智能相关课程融入各专业教学，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和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复旦大学建设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开设了百余门“AI大课”。要建设智慧教育平台，推动以智助学、以智助教。例如，北京邮电大学的“码上”智能教学辅导平台提供实时、个性化、启发式的编程辅导服务，华中师范大学的“小雅”平台可提供智能问答、智能推荐和全景学习分析服务。这些“智慧学伴”具有智能评估、智能推送、智能辅导等多种功能，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效率。还要建设智慧校园，比如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活化校园历史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动态鲜活、可感可知的育人载体；开发校园导览智能体，根据学生兴趣特长，为其推荐个性化的校园文化活动；培育数字校园社区，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培养团队精神和社交能力；等等。
（唐 舜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教授）
《人民日报》（2026年03月02日 第 09 版）
作者：吴 刚，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编者按
人文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的学问。习近平总书记基于苏杭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践样本，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充分揭示了人文经济发展从实践上升为理论、又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发展理路。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迭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为人文经济学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实践场域。本刊邀请两位学者分别围绕人文经济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创新、数字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两个主题撰文，为更好理解和发展人文经济学提供有益参考。
在数字技术加速重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时代变革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开创了人文价值与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全新理论范式。当前，数字经济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人文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在成为人文经济学理论创新重要场域的同时，也提出了加快建构数字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急迫需求。
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特质与价值升华
数字时代丰富了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特质。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在于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哲学重塑，其体系构建展现出鲜明的创新特质：在认识论层面实现了从“经济人”到“全面发展的人”的范式转换，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使马克思“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理论获得当代诠释；在方法论层面构建了“文化—技术—经济”分析框架，运用社会计算、复杂系统仿真等技术，实证和阐释了技术、文化与经济的动态转化规律；在价值论层面为数字经济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哲学，通过数字治理创新将“民惟邦本”等传统智慧转化为现代治理效能。这一理论体系不仅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理性的局限，更在实践中形成了“三位一体”架构：生产力层面 建立物质丰裕与精神富足的协同机制， 生产关系层面 完善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制度， 文明形态层面 开创技术赋能与人文引领的融合范式，为全球数字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数字时代推动了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升华。数字技术的纵深发展为人文经济学注入了新的动能，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方面，文化数字化战略通过数智技术手段，推动文物资源的活态化呈现、典籍文献的可视化传承、非遗技艺的时尚化表达，深度激活文化遗产的当代经济价值与文化潜能。另一方面，数字社群通过算法推荐与兴趣社交重构文化认同机制，远程协作模式重新定义工作价值与生活平衡的边界。如杭州“数字游民公社”通过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创意生产与生活质量的有机统一。尤为关键的是，人工智能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对人类的创造性潜能、主体性地位及尊严边界构成了深层挑战。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资料，其产权界定与流通效率问题呼吁治理体系的完善。这些实践昭示着，数字技术已从工具性存在升维为文明建构性力量，其核心要义在于：以“数字人本主义”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既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物化逻辑，又要规避技术异化的风险，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数字技术浪潮下人文经济学发展的辩证审视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文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当前，人文经济学正处于“技术赋能”与“人文反思”的张力之中，亟须构建系统性的辩证认知框架。
数字技术跃迁为人文经济发展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其赋能效应集中体现于四个维度的深刻变革：一是生产大众化转型。数字工具的革命性普及打破了创作与传播的技术壁垒，催生出专业机构与多元社会主体协同创新的文化生产新范式。从短视频平台崛起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到直播间活跃的“乡村代言人”，社会力量正深度参与文化价值共创，人文经济生态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二是需求精准化响应。基于大数据的用户画像技术使文化服务实现从“大众传播”到“精准触达”的转变。如人工智能助力诊疗服务，通过AI问诊提供定制化健康方案，实现了数字人文关怀的实践创新。三是业态融合化发展。数字技术持续瓦解传统产业边界，“文化+”的深度跨界融合催生沉浸式文旅、云端展览、数字文博等新业态。四是传播全球化拓展。互联网构筑的无界传播场域，为中华文化“走出去”铺设高效通路。如中国网络文学、国风音乐等数字文化产品，借助互联网突破地理疆界，成为传递东方美学与价值的“数字使者”。
同时，数字时代的技术洪流也对人文经济学发展构成多维挑战。一方面，数据驱动的量化分析范式可能挤压传统人文关怀的思考空间；另一方面，算法主导的决策模式与人文经济学强调的价值理性产生张力；此外，信息过载现象使得深度学术对话难以聚焦，而技术迭代速度又不断冲击着既有的理论框架。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挑战，本质上源于数字技术逻辑与传统人文价值的结构性冲突，具体表现为：一是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西方经济学将“可量化”等同于“有价值”（如GDP中心主义），导致数字技术沦为资本增值工具，折射出资本逻辑与人文关怀的冲突。二是数字鸿沟固化分配结构。全球数据资源分配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加剧了群体分化。三是技术同质化消解文明多样性。全球性平台推行标准化算法，正在抹平文化差异，威胁文化生态平衡。
面对数字文明发展的重大命题，亟须构建以人文关怀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范式，形成兼具中国特色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
建构数字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维度
建构数字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破解全球数字治理难题的理论诉求与方法创新，更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技术与人文双重价值的战略支点。这一体系植根于技术革命与人文传承的辩证统一，实现了伦理与技术的双向重构 。建构数字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突破概念移植的路径依赖，以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概念、话语和实践经验为基石，聚焦以下关键维度。
一是推进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经济学思想资源，为数字经济的人文转向提供了思想滋养。比如，应将“民惟邦本”“义利相兼”等传统智慧转化为保障全体人民数据权益、维护算法公平的制度框架，实现文化基因与数字语境的深度耦合。
二是将实践经验进行学理化提升。通过实践经验的学理化提升，能够展现理论内容的生成根据、内在关联，进而形成新的科学方法论，推动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比如，应系统总结提炼数字减贫、乡村数字治理、文化数字化等鲜活经验，构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以“科技向善”为价值坐标，探索制度创新与技术治理的深度融合路径，实现人文价值、技术发展与社会福祉的动态平衡，使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研究利用数字技术激活传统文化、繁荣精品创作、促进有效传播，探索文化与经济互相赋能的有效路径。
三是加快原创性概念和话语体系建构。系统阐释“数据人民性”“科技向善”“数字人文共同体”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核心概念，形成逻辑自洽、特色鲜明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创新不仅为解决数字治理中的价值冲突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更通过“传统智慧现代化—实践经验理论化—话语体系自主化”的多维创新，为数字时代经济发展贡献新范式。
四是创建融合型知识生产体系。人文经济学具备典型的多学科研究特点，数字技术作为赋能工具，能够有效实现跨学科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为此，应建立以人文精神为引领、以数字技术为工具的融合型知识生产体系。比如，迭代升级研究方法，运用生成式AI文化分析、脑机接口情感测量、元宇宙数字呈现等技术，推动人文研究从文本阐释向智能涌现转型；建设国家级数字人文实验室，打造“人文价值+技术工具+交叉学科”的知识生产矩阵，开发交叉学科课程，培养文理双通的复合型人才。
五是打造学术共同体，讲好人文经济学的中国故事。比如，建立数字文明国际学者联盟等常设对话机制，深入推进元宇宙伦理、人工智能治理等前沿议题的联合研究，积极开展多层次对话，促进中外学界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深度互鉴；善用数字媒体创新对外话语表达，讲好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人文故事，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人文经济学意蕴，充分彰显人文经济学的世界意义。
在技术赋能文明发展的数字时代，中国以人文经济学创新和丰富了“技术—人文—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实践的知识创造，既提出了数字发展悖论的破解之道，更将“美美与共”的东方理念转化为推动全球人文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30日 11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宏观经济预警体系，就是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与变化趋势进行监测预测，以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手段。这一体系不仅包括制度设计，还涵盖数据采集、模型构建、政策决策等多个方面的技术体系建设。在数智时代，人工智能能够显著提升宏观预警体系的智能化水平，使其更及时捕捉经济运行信号，提升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可靠性和科学性，防范重大波动和风险，夯实经济安全底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对宏观经济预警的赋能作用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在政策推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5G基站数量居世界首位，算力网络持续扩展，为人工智能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在深度学习、大模型等技术领域持续取得突破，在文本理解、多模态处理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已初步形成覆盖数据采集、算法研发、平台建设和场景应用的产业生态。以DeepSeek为代表的开源大模型快速崛起，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我国的宏观经济预警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中，海量经济社会大数据不断积累，为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与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经济社会活动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各类结构化与非结构化大数据持续产生，这些来源广泛、类型多样的大数据在数据空间中映射出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完整的动态图景。同时，生成式大模型在处理多模态信息方面的强大能力，反过来极大拓展了经济社会数据的应用边界。例如，通过分析卫星图像中的夜间灯光亮度变化，可以构建反映地区经济活跃度的新指标；从企业年报、季报或新闻报道中提炼出的文本特征变量，为研判企业经营预期和经济走势提供了新的信息维度。这些由人工智能生成和挖掘的高频、多维数据，正成为宏观经济数据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基于文本、图像等的非结构化数据，对预测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形成往往具有额外的增量信息。可以说，海量大数据的可得性与大模型的广泛应用，极大丰富了宏观经济预警体系可利用的数据资源。
人工智能也深刻推动了宏观经济预测方法的变革。在当前国内外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宏观经济预测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而大模型技术能够对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海量数据进行综合集成，系统高效捕捉重要经济变量及其逻辑关系，实现对宏观经济更为精准、可靠的预测。与传统宏观经济预测不同，将海量微观数据信息与大模型技术相结合能够充分利用微观个体间的异质性、联动性和交互效应等信息，显著提升经济预测的精度。可以说，正是大模型时代的到来，使得基于海量微观动态数据进行预测成为可能。
随着大模型推理能力的提升，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设计合理的提示语和上下文信息，可以直接生成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结果。研究表明，经过大规模数据预训练的大模型，目前已具备零样本预测能力，在周度和月度时间序列预测中的表现优于传统统计和机器学习方法。当前，有研究者正在探索将数值型时间序列转化为“语言形式”，借助大模型的语言理解与知识推理能力识别趋势性、季节性与周期性特征。这种语义生成式的预测范式突破了传统预测模型在变量选择和模型设定方面的约束，正在推动宏观经济分析从单一的“数据驱动”迈向“数据驱动”与“智能推理”相结合的新范式，从而为宏观经济预警体系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与方法支撑。
随着算力基础的持续增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升级，我国的宏观经济预警体系正在加速迈向更加系统集成、智能协同的新阶段，基于大模型的智能体系统将成为宏观风险预警与防控的重要发展方向。智能体不仅是算法模型的集合，更能够在现实动态环境中实现自主感知、学习和反馈。相比单一的预测模型，智能体更强调多模型协同与自主优化，可以在宏观经济监测与预警中实现从信息获取到模型构建、再到决策辅助的全流程闭环。它既可以利用大模型生成和处理的新型数据不断拓展宏观监测的信息来源，又能够在多任务环境下自主调用各类相关数据和预测模型开展分析，综合政策、市场、产业等多维信息，生成研判意见，辅助决策部门提前识别风险、制定应对方案。随着运行数据和交互经验的积累，智能体还可以通过持续学习不断优化预测模型，进一步提升宏观预警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构建“人工智能+宏观预警”体系的路径
推动“人工智能+宏观预警”体系构建，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必然选择。它不仅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体现，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机遇，依托大数据和大模型技术，加快构建覆盖全局的宏观预警体系，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础，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在构建“人工智能+宏观预警”体系过程中，不可避免面临诸多挑战。宏观经济预警体系涉及经济、金融、产业等多领域数据，关联重大政策决策，对信息的时效性、模型的准确性和结果的可解释性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必须看到，当前的数据质量与标准化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第一，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数据壁垒尚未打通，数据孤岛现象依然突出；第二，大模型训练高度依赖高质量的数据标注，在宏观预警或其他高专业性领域（如医疗领域），对标注人员的知识背景和理解能力要求更高，专业化标注能力不足会影响数据质量；第三，部分领域的数据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噪声、失真甚至操纵等问题；第四，人工智能模型的“黑箱”特征也使其可解释性成为重要挑战。可解释性对于经济政策制定尤为重要，因为政策决策不仅需要准确的预测，更需要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和影响路径，以确保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大模型虽然在预测精度上具有优势，但模型参数众多，缺乏透明的因果链条，在揭示经济作用机制方面还存在诸多局限。
面对上述问题，必须从制度、技术与治理层面协同发力，统筹推进“人工智能+宏观预警”体系的建设。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夯实宏观经济预警的制度基础。完善宏观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健全统一规范、权责明晰的数据制度体系，打破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数据壁垒，破解数据孤岛问题。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监管制度，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防范算法歧视、技术滥用等风险，从制度层面保障“人工智能+宏观预警”体系的数据质量。二是加快算力体系建设，夯实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座。重点推进高性能计算中心和智能算力网络建设，提升算力调度效率与绿色化水平，强化算力对数据挖掘和模型训练的支撑，为智能化宏观预警体系提供坚实保障。三是大力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形成政府引导、科研支撑、企业参与的多层协作格局，加强制度供给与政策协调，推动模型算法与方法创新，依托数据积累、技术开发和场景应用优势，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作者：黄乃静 洪永淼，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推动下，低空经济产业迅速发展，低空市场业态不断丰富，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快速壮大。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1.5万亿元，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低空市场业态是依托低空空域资源，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以无人机集群控制、氢能源动力等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商业服务形态，涵盖低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低空文旅等多个领域。与传统消费业态相比，低空市场业态以技术融合性、场景创新性和需求适配性为基本特征，在完善消费供给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当前，低空市场业态在多个领域构建起系统化的商业服务体系。在生产性服务领域，低空智慧物流以无人机集群控制技术为基础，通过空中路径优化实现物资运输的空间重组，为制造业供应链与城乡物流体系提供了立体化的解决方案。低空精准农业借助遥感监测与智能喷施技术，把数字化服务嵌入农业生产全流程，形成覆盖大规模农田的智慧化服务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化、集约化方向转变。而工业巡检服务则通过搭载传感器的航空器，对能源管网、交通基础设施等进行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构建起实时化、可视化的故障预警体系，实现工业运维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模式转变。
在生活性消费领域，低空文旅体验通过“科技+文化”的沉浸式融合方式，打造集“空中观光、数字演艺、互动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场景，把物理空间的游览体验升级为多感官交互的文化消费形态。城市空中交通以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为载体，在城市立体空间中开辟新型通勤廊道，通过动态运力调度与差异化服务设计，建立与地面交通互补的个性化出行体系，为都市圈通勤网络提供了时空压缩的解决方案。即时零售配送依托低空飞行器的快速响应能力，突破地面交通限制，形成“分钟级达”的空中配送网络，催生了“即时需求——即时满足”的新型消费模式。
在公共服务领域，应急救援服务借助大载荷航空器与智能投送技术，打造覆盖偏远地区与灾害现场的空中运输通道，使传统交通难以抵达的区域具备应急保障能力。生态监测服务采用搭载多光谱传感器的航空器，对森林、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进行大面积、高频次监测，为环境治理提供了精准化的决策支撑。城市管理服务则依托低空飞行器的实时监控手段，实现对市容环境、交通秩序等城市要素的动态监管，推动城市治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这些新兴的低空市场业态通过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不仅拓展了商业服务的边界，而且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低空市场业态培育也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例如，低空空域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不足，商业飞行审批需跨多个部门，市场准入标准尚未完善，部分新业态面临合规性风险；部分业态商业模式成熟度不足，盈利模式尚不成熟；技术与要素支撑体系薄弱，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导致设备成本较高；起降点等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难以满足规模化运营需求等。
进一步培育低空市场业态，需要从多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推进空域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得临时空域使用权，建立跨部门协同的空域管理委员会，逐步提高重点区域低空空域开放率。在特定区域对符合条件的创新业态给予简化审批或优先支持，如鼓励自贸试验区等重点区域试点探索建立“业态创新白名单”制度。聚焦物流、文旅、交通等细分领域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提供精准支持。二是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氢能源动力、飞行控制等核心技术突破，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系建设，降低设备成本。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将起降点等纳入新基建范畴，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多元化模式。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出台涵盖飞行器适航、通信协议等多个领域的行业标准，推动技术与市场深度融合。三是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经营主体，鼓励企业拓展“技术+运营+服务”一体化模式形成示范效应。创新消费场景和模式，开展低空经济体验周活动，建设沉浸式体验馆，推广“空中通勤套餐”等新型消费模式。设立专项基金扶持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新业态商业化进程，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潜力。四是完善监管体系。构建基于5G和卫星通信的智慧监管平台，实现对低空空域的实时监控与风险预警，提升监管效率。探索建立适应低空新业态特点的包容审慎监管机制，在特定区域或场景开展监管试点。强化安全标准建设，明确企业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边界，建立全行业信用档案，为业态健康发展筑牢安全防线。
低空市场业态作为新型消费的重要增长点，为研究消费升级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同时，在实践层面发展低空市场业态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掘和释放消费潜力，通过空中服务网络拓展消费边界，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未来，随着技术持续创新、政策不断完善、产业生态逐步构建，低空市场业态将向更加智能化、融合化、普惠化的方向发展，在扩大内需、优化公共服务、提升城市治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塑造新优势。（陈萍）
《 学习时报 》（ 2025年08月27日 第 02 版 ）